张大记者听到这个书名，他其实并没多大感觉，毕竟这本书的名气并不算大，别说和“玄玄棋经”，“兼山堂”，“桃花泉”这些围棋古籍中的经典相比了，即便是施大棋圣自己所著的“弈理归指”，其名气也要远胜他自己的“自拟二子谱”。
也许是看到张大记者的不以为然，吴清源先生进一步解释道：
“呵呵，你千万别小看古代国手所作的自拟谱，这一类的书籍，其实可以看做是古代围棋的教科书，是国手用来传道授业之用，并且根据学生的水平，又可分为二子谱，三子谱，四子谱等等，在明清两朝，有很多国手都曾作过这样的自拟谱，不过我们可以看到，其他国手所著的自拟谱中，普遍以三子谱，四子谱居多，曾经作过二子谱的，或者说有资格作二子谱的，只有区区四人而已。”
“哦？哪4个人？”
“过百龄，黄龙士，范西屏，施襄夏。”
听到这四个名字，张大记者不说话了，过百龄是晚明的“一代棋宗”，而另外三位是清代的“棋圣”，那么从名气和江湖地位来看，中古棋确实以这4人为最高。
这时另外一名记者接了一句：“哦，过百龄也作过二子谱呀，他的那本“官子谱”倒是挺有名气。”
吴清源先生继续耐心解释道：
“是的，在所有古代棋手中，过百龄前辈可能算是做过最多自拟谱的国手了，他不仅作过“二子谱”，“三子谱”，“四子谱”，另外还作过一本“官子谱”，而“官子谱”之所以名气最大，那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技术难度最小，内容也是最为粗浅，这样反而让这本书更加普及，所以名气也就最响。”
听到吴清源先生说到这，张大记者更加不敢开口说话了。要知道到了现代以后，有两本围棋书籍被当做标杆一样的存在。
一本是日本的“发阳论”，这本被称作是围棋死活的最高典籍，是职业和业余的分水岭，在上世纪八，九十年代有个说法：只要“发阳论”能够通关，那基本就已经具备职业水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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