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年又过去了，不，准确的来说是十一年，我想要做些什么。
可终究什么都没做...
这十一年来，禁闭室里来了很多孩子，也走了很多孩子，博士的头发也越来越苍白，有时候会一个人喃喃自语些什么。
有一次，他怔怔盯着我脖颈上的项圈说过“抑制器”、“功率不足”这样含义不明的词汇，然后神神叨叨地回了办公室里。
第二天的时候，博士像是往年一样给我送了生日礼物——更大号的黑色项圈，白发苍苍的他看上去神情有些憔悴。
我沉默的戴上了项圈，
却发现往常那种刚刚戴上项圈的持续一段时间的“刺痛感和不适感”并没有出现。
这很奇怪...
但总归是件好事。
最后，我必须得做些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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