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说大明财政窘迫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，哪怕嘉靖已然将国库当成内库来用，但亦是有用尽之时，堂堂的九五之尊亦得为钱财而烦恼。
话说，嘉靖问计于严嵩，严嵩这只老狐狸先将责任推给了户部，指责户部不擅于理财，这才致使大明财政窘迫，然后提议“裁革冗费，追征地方欠税，便可入数百万”。
江浙是大明最重要的粮仓不假，拥有最肥沃的土地和完善的水利工程，整个大明当之无愧的富庶之地，但逃税亦是早已成风。
且不论越来越多获得功名而免除税赋的田产，一些稍有些权力的富户简直将县官不当官，哪怕“三十税一”的税粮都不愿意缴纳。
自古是“朝中有人好做官”，但如今是“朝中有人好逃税”。不说下场毛毛雨就是水灾，三天不下雨就是干旱数月，能征税粮六成者的县官都能得到优评。
亦是如此，纵使江浙是富得流油，拥有百万家财者不在少数，但征收上来的税粮却是越来越少。
现在对江浙富户进行追讨，确实能够增加大明财政的收入。只是这个办法亦有弊端，那就是会致使当地官府逼迫贫穷之家，从而衍生家破人亡的惨境。
正是如此，兵科给事中刘体乾上疏反对征收旧税粮，搬出了苏轼的观点“丰财之道，惟在去其害财者”，矛头直指老生常谈的冗吏和冗费二项。
这冗吏并不是什么书吏，而是公务员的泛指，指那些领取朝廷俸禄的人员，即所谓的“害财者”。
列举出来的数据亦是耸人听闻，汉代七千五百官员，唐代一万八千官员，宋代权冗至三万四千官员，本朝自成化五年武职已超八万员，加上文职共达十万余。
“今边功升授、勋贵传封请封，机构添设，大臣恩荫，加以厂卫、监局、勇士、匠人等等，岁增月益，不可悉举，多一官则多一官之费。请严令各部，请革冗滥，将可减俸银无数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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