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许受到后世思维惯性的关系，他并不喜欢这时代那种忧国忧民的抒情方式，更喜欢列举出具体数据，然后再陈述问题。
这一种思维方式，倒是给他带来一些益处，让到他能够更有效地通过奏疏打击正敌，或者是阐述清楚自己的观点。
谁都知晓百姓最重的是粮税，但现在他却采用“提编之弊，苦于正额”，无疑是一个相对有震撼力的举证，很轻松地说明了提编银的严重危害。
至于逃丁一事，亦非杜撰，但实则不能全怪提编银。
宛平、大兴二县毗邻京城，很多百姓面对这种高额的负担，更愿意选择到京城中谋生，在京城的大户人家中做长工。
不过在这里，林然自是装糊涂了，将脏水直接泼给了提编银上。
林然亦是顿了顿，手捻着衣袖，继续在洁白的宣纸泼墨挥毫。
“今当编均徭之期，宜令各州县官预先将境内丁田核其原额，厘正欺隐，差役究其因革而裁其冗滥。然后按丁粮之多寡，为赋役之轻重，务使差徭均平，不得额外滥编。”
在指明问题后，林然又是提出了有些不切实际的政治念想，希望朝廷不要“额外滥编”。
这自然是很难完全根治问题，就像嘉靖已经品尝到克扣宗藩禄米的甜头，你让他从此不再“克扣宗藩禄米”，这根本是不可能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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