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月初十，《谈古论今》新一期按时发行。
这份由翰林院修检厅出品的刊物，每期发行量都达到十万册之巨，已经成为当下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刊物。
最为重要的是，这份刊物拥有着“造星”能力，令到天下的士子趋之若鹜。
跟着后世很多英语弱门生一般，一些学子并非才学不济，而是他们并不擅于死记硬背。在当下这个四书五经的时代，却偏偏要磨掉学子的才思敏捷，让他们投入这种呆板的圣人之学中。
纵使是他们才华横溢，纵使他们能灵活运用，纵使他们拥有真正的治国之策。但在科举上，却是屡屡遭受挫折。
徐渭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明明才华横溢，被后世冠予明朝三大才子，却迟迟没能在乡试中举。
只是随着《谈古论今》横空出世，这些憋屈的学子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，很多有才华的士子逐渐崭露头角，甚至得到重用。
像科举不得志的江西刘永全，凭着《治洪策》被河道总督视为坐上宾，更是奏请朝廷重用于他。
如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
不经觉间，很多被埋没的士子得到了展露才华的机会，而随着他们的强势崛起，又反过来宣扬了《谈古论今》的权威性。
在这几年冒出来的才子，其文章都是先后见于《谈古论今》，然后才声名鹊起。若哪位以大才子自居，但其文章却不见于《谈古论今》，必定是遭致旁人的嗤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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