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华亭镇在房俊把持之下，在税率之上绝无转圜的余地，强势得一塌糊涂，毕竟水师被房俊紧紧握在手里，谁敢不服，谁家的船队出海之时就将面对无水师换队护航的局面。
海贸给予江南氏族带来的收益固然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，但如此繁重的税率却也使得江南氏族甚为不满——到了口袋里的钱，谁又愿意掏出去呢？
然而现在水师却忽然蹦出来，身为江南人，家中商船数十条，每年出海贸易的数额极其巨大，所以萧瑀比别人更加了解水师的可怖之初。
而朝堂上的衮衮诸公从一开始对于商税之唾弃，满口的“与民争利”，直至被华亭镇押解入京的庞大数目商税所震慑，充盈的国库使得各个衙门以往为之烦恼的财政拨款得到极大缓解，高额的商税自然渐渐被大家所默认、接受。
两相叠加，使得江南氏族认识到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：中枢之内缺乏江南力量，没人向着江南说话，若这种状态一直延续下去，江南氏族就得永远成为朝廷的韭菜，割完一茬，再割下一茬，永无止境。
华亭镇的税率之重，千古未见，对于商税的设置往往在十税一之上，一些特定的货殖甚至能够达到十税二、十税三……
但是随着经济、人口的暴增，政治能力却不能取得同等之提升，因此导致江南的人均赋税要远远高于关中地区，换句话说，在朝堂那些大佬眼中，江南就等同于菜畦里的韭菜，既然长势良好，那就一茬一茬的割……
先前的胸有成竹、意气风发全然不在，一股阴霾笼罩在诸人心头。
长久以来，关中等地作为帝国中枢汇聚了天下人口、钱粮，但是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，气候温暖、水量充沛、地广人稀等等优点开始显现，至贞观十年，江南地区已经逐渐成为帝国财赋重地，承担着不亚于关中地区的钱粮赋税。
可若是江南私军不能驰援潼关，晋王也拿脑袋去反攻长安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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