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十二年，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命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辖其国的南部和北部，李二陛下立刻意识到这是分化其势力的一个良机，随即遣使册封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，并各赐鼓纛，外示优崇，实分其势。
然而，这毕竟只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，要想确保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，就必须在漠南地区，亦即唐帝国与薛延陀之间的东突厥故地，设置一道捍卫的屏藩。
事实上，这种分化的策略也宣告失败，夷男可汗的两个儿子摄于父亲之威势，哪里敢表露出一丝半点的窥视汗位的心思？乖巧得如同绵羊，使得李二陛下的分化挑拨之计全然落空。
贞观十三年春，李二陛下颁下一道诏书，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为東突厥的新可汗，赐之鼓纛，同时命突厥及胡在诸州安置者，并令渡河，还其旧部，俾世作籓屏，长保边塞。
東突厥突然复国，使得薛延陀感受到了极大的危机感。
卧榻之侧，岂容他人鼾睡？
李二陛下知道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必定会有抵触情绪，唯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开战，彼时的大堂正在绸缪攻略高昌国，没有余力对付薛延陀，于是便给夷男可汗发了一道诏书，言道：“中国贵尚礼仪，不灭人国，前破突厥，止为颉利一人为百姓害，实不贪其土地、利其人畜，恒欲更立可汗，既许立之，不可失信。秋中将遣突厥渡河，复其故国。”
这话说得倒是冠冕堂皇，听上去也是仁义厚道诚意满满，可扶持東突厥以抵御薛延陀之心，却是昭然若揭。
夷男可汗自然不干。
咱好不容易从東突厥的压迫之下翻身了，现在你又一手将東突厥扶持起来，这是咱薛延陀的世仇啊，焉能坐视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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