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际上汉朝从西汉就处于一个诡异的状态，那就是国家不是没有钱，而是国家用不出来钱。
钱都花在莫名其妙的地方了，桓谭的《新论》记载了相对详尽的汉室税收和岁入——汉宣以来，百姓赋敛，一岁为四十余万万，吏俸用其半，余二十万万，藏于都内，为禁钱。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八十三万万，以给宫室供养诸赏赐。
发现了问题没有，税收只有四十亿钱，而少府自己搞事，搞产业一年能搞到八十三亿，乍一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
可实际上汉室有两个非常有名的税赋，叫做一个叫算赋，一个叫口钱，至于剩下的田租，从景帝年间，大手一挥，可能也是怕别人改，直接钉死了，三十税一，也就是产粮交3.33%就行了。
可以说田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，而西汉真正的问题在于，土地兼并之后，百姓种的是各地豪强地主的地，实际上从武帝年间就出现了这个问题，董仲舒有言“或耕豪民之田，见税十五”，也就是说种豪强的土地，要给豪强交一半。
不过交一半这个倒也不是活不下去，问题在于越往后交的越多，而且分的额度越大，到东汉末年十税其七这种玩意儿都出来了，而且不管你灾年荒年，都是这个比率，最后老百姓没办法于是就揭竿而起了，这也是为什么民屯收一半，百姓还称贤的原因就在这里。
除了田租这种国家梦游一般的玩意儿，汉室税赋的大头其实在就是算赋和口钱，其中算赋指的是成年人一年一百二十钱，商人和奴婢加倍，后者算是扼制豪强地主的，不过完全没有鬼用。
口钱，则是小孩子，一人一年二十钱。
这俩才是真正的大头，汉室在昭宣年间人口已经恢复到了五千多万，光这俩加起来就应该有六七十亿钱，然而算上大大小小的其他税收，最后只有四十亿钱的收入。
其他的钱跑哪去了？贪了？开什么玩笑，昭宣这种皇帝又不是真傻，更何况这种简单的数学问题，要都看不出来，那也别坐那个位置，装死算了，实际上那一部分被非常合理的截留了。
不管是建设，还是产业什么的，都需要钱，而各地没有办法贯通的情况下，也就只能重复性的建设，甚至是重复性的浪费，最后硬生生将其中一部分吃掉了。
至于少府，走的路线虽说有些歪，但其实减少了很多的损耗，以至于一年到手最后比国库的税收还要高一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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