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是啊，很辛苦。”虞定南也没否认：“可比辛苦更加难以接受的是，看到那么多的同志倒在我的面前。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我前后组织了四次暴动，全部失败，尤其是最后一次，那么多人啊，就是因为叛徒出卖，鲜血染红了一地！”
“我都听说了。”何儒意接口说道：“的确，都失败了，不光是你那里失败，我们在各地组织的暴动，也基本都以失败而告终。但你知道戴先生是怎么说的吗？
戴先生说，在敌占区举行暴动，成功者百无一人，几个特工，发动起一批民众，要想对付武装到牙齿的日军，天方夜谭。
但这些暴动的意义，不在于杀死了多少敌人，光复了多少土地，而是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人的后方，迫使他们无法将全部力量用到正面战场。
我们牺牲了一个特工，但却迫使日本人必须要留一个小队，不能投入到正面战场。我们举行了一次暴动，却让日本人不得不动用一个中队，甚至是一个大队来镇压。所以组织的暴动尽管失败了，但于正面战场，却有着莫大的功勋。”
虞定南大喜过望：“戴先生真的是这么说的。”
“不光是戴先生这么说了，委座也对你很嘉许。”
一句话，让虞定南觉得这些年的努力全部都是值得的了。
这些潜伏特工，不在乎牺牲流血，他们最重视的，是被人认可。
和正面战场的将士们不同。
潜伏特工牺牲了，甚至都没有人能够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事迹。
“戴先生已经在重庆帮你准备好庆功宴了。”何儒意随即又说道：“定南，在上海待几天，我让你送你回重庆，委座还准备亲自接见你呢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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