汴梁沦陷后，中原诸州县不计其数的民众南逃，除了出身贫寒的中下层民众，也有大量原本家境优渥的中原士绅。
这些中原士绅拖儿带女逃到南阳、襄阳乃至鄂州、荆州等地，一旦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，即便随身携带不少盘缠，但也很快就被战争暴乱后日益飞涨的物价消耗一空，绝大多数人生活很快陷入困境，甚至沦为流民。
与江淮、荆湖以及京襄士绅，对制司所行新政怀以仇视不同,南逃的中原士绅是深切感受到家国沦丧带来的巨大创痛。
不谈多高的认识，他们在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资源之后，对制司推行新政，限制士绅宗族通过控制土地压榨底层佃农，剥夺地方士绅宗族私占的田地、山林等资源，内心还有一点点隐秘的幸灾乐祸。
因此京襄楚山也不惮于将南逃士绅接纳进来，这也为生活陷入困境的南逃士绅提供了一个谈不上多好，却是没有更好选择的出路。
这些年来，京襄楚山包括军械监、煤铁监、营造监等工造部门，就容纳上万具备相当文化水准的士绅青壮做工——有时候又不得不承认具备一定文化水准的中青年,迫于生计所困，认清现实之后从事工造、营造，不仅上手的速度，学习乃至钻研能力更是优于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。
选拔进入匠师斋舍修习工造，以及这些年工造诸监所提拔任命中高级工师，
也基本上以中原士绅出身者为主。
当然了，京襄楚山这些年在工造匠术等方面的积累，这一群体也做出不容忽视的贡献。
京襄楚山工造体系的形成，徐怀一些奇思妙想，与庄守信、沈炼、庄庸、喻承珍等宗师级人物卓越贡献，或许可以说是源头,但没有一个足够庞大的队伍贡献力量，怎么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就有汹涌之势？
中原士绅出身的工师因为深切感受到家园沦丧的巨大悲痛，内心充满收复中原的渴望，经历血腥与杀戮的洗礼，承受过饥寒交迫、妻离子散的磨难，对京襄的认同感极高，甚至可以说已经从之前的士绅阶层之中剥离出来了，成为一个全新的群体。
而工师群体在京襄也有着不同以往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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