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方兴回到天津以後,立刻开始的调兵谴将,将天津保定军区十个JiNg锐重装师团全部加急开赴到了北平城外。
北平城内的傅作义得到消息以後,立刻就把城门关闭,并实施了戒严。
这种高压政治手段,已经不是第一次使用了。
傅作义执政北平期间,北平地区的政治主要方向也是围绕“防津反津”而进行的,傅作义的北平政府始终没有将自己融入到天津政府中,始终想着投降,一方面扯中华民国的大旗,一方面私底下总是接触。
对自民党非常抵触,城内也一直是处於备战状态的。在傅作义的直接命令下,城内的在日以继夜地加紧训练,在经济建设上,也围绕着战争而做准备。
北平的经济被他弄的早就已经如烂泥一般。虽然傅作义已经意识到了,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大招,如果不把北平这个反攻基地维持好、运营好,那将会直接影响到“防津反津”这项重要“使命”。
在隔壁天津日渐发达,人民生活愈来愈好的情况下,北平人民不是瞎子,这麽近的距离下,亲眼见证了平津一带除了北平的高速发展,他们即使在蠢也能明白一个很简单的道理:“傅作义下来,货出得去,人进得来,北平发大财”
於是人民群众中的激进派的意识形态斗争工作开始了运转,他们始终在密谋如何创造一个“自主”的北平。
但在傅作义的高压政策下,这一GU势力被完完全全地镇压了下来,独派、激进派都没有能走上台面。
然而,傅作义此前的开放城门,让北平人民去平津地界做生意的政策,反倒让这些激进派找到了翻身的机会。
事实上,傅作义这也是出於社会安定的角度,默许了激进派的暗中组党行为,这样充分说明,城内当时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局势已经是处於了危机边缘。
一方面是激进派不断的在意识是去鼓动岛内民众,激进派的煽动是非常成功的,争取了大批民众加入到他们之中,而反观傅作义及国民党,却一直没有重视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,始终认为把军权把握在手中,这些人民就只有老实听话的分。
作为掌权者,傅作义将重心放在经济建设的同时,也试图在恢复社会安定和团结,但却忽略了可能会危及到政治生命的“异端人士”,这一点上,傅作义是缺乏政治智慧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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