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回想起来，那也是他心情最低落的一段时间。他的工作已经辗转换了几次，每次不是工资更低，工作更辛苦，就是离家更远。他们吵架的次数逐渐多起来，他翻来覆去，问的总是那几句话：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还不回家？喝酒了？去哪里喝酒？陪谁喝酒？怎么就不能换个部门？为什么不能换个工作？
吵得最凶的一次是那年秋天。有一天傍晚，刘宇鹏突然又跑到她的办公室楼下，同她说：“我辞职了。”
她只有无奈地扶额。他辞职那么多次，她早就疲惫不堪。这次还没等她问为什么，他已经飞快地宣布：“我舅舅终于答应我了，要借钱给我，在县城开一家面包房。”
她立刻抓到了句子里那个不同寻常的关键词：“在县城？”
他点点头，目光在暮色里闪躲，低头解释说：“县城开店成本低，竞争也少，家里在县城人脉又广，舅舅连店面都替咱们找好了，就在咱们高中的对面，城里最繁华的地段……”她望着他目瞪口呆，不知该说什么好，不可置信地打断他：“咱们？你的意思是，要我放弃这里的一切，和你一起回县城？”
他们不可避免地大吵一场，她怪他擅自做了决定，根本没考虑她的事业和梦想，他怪她只想到自己，忽略他为他们俩付出的所有牺牲。最后她吵得喊哑了嗓子，他气得摔门而去。
那一次他们冷战了大半个月。其实她明白，他家里几次三番劝他回家，都被他拒绝。如果不是回县城，他的舅舅绝不肯再借钱给他开店。他当也明白，她不会为他回县城，互不相让的结果只可能有一种。
最后那一天，她下午收到他发来的短信：“买好了八点十分的车票，在火车站等你。今晚离京，不论你来不来。”
这是他给她下的最后通牒。她神思不属了一下午，最后还是抛下工作，早早下班回家。坐了一个小时的公车，打开家门一看，他果然已经走了。床头还挂着他穿过的外套，桌上还有半瓶他喝剩下的啤酒，可是衣柜的门大开着，里面的行李箱不见了，他那半边的衣柜已经什么都没有。
其实这半个月她想了许多，也料到了这样的结果，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。不过是分手，他们从来都不是一路的人，也许当初就不该开始。真到了这一刻，看见狭小的房间里突然空空荡荡，眼泪突如其来，“唰”地流下来。四年的感情，当中有数不清的起起落落，在这一刻，弹指间就灰飞烟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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